1972年秋，北京人民大会堂内，周恩来在查看台湾厅筹备情况时，发现一间已经布置完成的厅室，面积不大，位置也偏。这个细节，促成了一次重要调整：原来的浙江厅，后来被改造成了台湾厅。 人民大会堂于1959年建成。那时，厅室设置主要按照当时的省、市、自治区安排，台湾并未单独设厅。原因并不复杂，台湾当时处于特殊政治状态，既没有参与人民大会堂的建设，也无法派出力量负责厅室设计与陈设。 这种缺席，并不意味着台湾被排除在国家整体叙事之外。恰恰相反，人民大会堂里的地方厅，既是接待场所，也是展示地域文化和国家版图观念的重要空间。台湾没有厅室，反而留下了一个需要解决的空白。 转机出现在1972年。2月，中美双方发表《上海公报》，台湾问题再次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仍属于中国内政；对外交流环境的变化，则让设置台湾厅有了更明确的现实背景。 筹备工作由周恩来过问，具体事务交由人民大会堂管理部门办理，国家文物局参与协助。厅室不只是摆几件家具，如何表现台湾的历史、民俗和建筑风格，如何避免简单化处理，都需要反复斟酌。 有意思的是，筹备过程中并没有只依靠北京方面的意见。周恩来曾邀请在大陆的台湾同胞以及有关人士提出建议，听取他们对厅室格调、器物陈设和文化元素的看法。这样的安排，使台湾厅从一开始就带有“听取台湾同胞意见”的意味。 1972年国庆前后，最初的台湾厅已经完成。但周恩来实地查看后，认为它存在两个明显问题：厅室在二楼，面积偏小，位置也不够醒目。他提出，台湾厅不能放在一个让人难以注意的角落。 “厅太小，位置也偏了。”据有关回忆，周恩来当时的意见很明确。经过研究，人民大会堂决定把一楼的浙江厅改为台湾厅，重新进行设计和布置。 为什么偏偏是浙江厅？ 这并非单纯的空间调换。周恩来在会见旅美台湾学者李南雄时，曾谈到其中的考虑：蒋介石是浙江人，而台湾长期处在其统治之下，把浙江厅改为台湾厅，包含着地缘、历史和政治关系上的象征意味。 不过，这层含义并不是把台湾简单归结为某一个人或某一派势力。更深一层的意思，是承认台湾社会自身的历史联系与现实存在，表达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也寄托着台湾人民能够参与自身事务、选择自身道路的愿望。 这就是浙江厅改为台湾厅的关键所在。它既考虑了人民大会堂的空间条件，也利用了原有厅室所承载的浙江地域联系。看似是一次装修调整，背后其实包含着对台工作的政治思考。 台湾厅重新修缮后，建筑面积约660平方米，由大厅和休息厅组成，整体风格端庄、简洁，又吸收了闽台地区传统建筑的特点。厅内没有追求过度繁复，而是用几件具有辨识度的陈设，呈现台湾的自然与人文风貌。 大厅主墙上，悬挂着以日月潭为题材的大型磨漆器画，画面尺寸约为长8.5米、宽4.85米。日月潭是台湾的重要地理标志，用它作为主景，既突出台湾山水，也避免把厅室装饰仅仅停留在政治符号层面。 厅内还陈设有郑成功和妈祖的形象。郑成功与台湾历史联系紧密，妈祖信仰则在闽台民间拥有深厚基础。南北两侧的屏风，也采用了具有台湾风格的图案，使厅室在庄重之外保留了地方文化气息。 家具和器物的选择同样颇费心思。部分具有台湾特色的家具、器具，由香港方面人士协助购置并转送。这些物件不是普通摆设，而是让来宾能够通过触手可及的生活器用，感受台湾社会的文化脉络。 台湾厅开放后不久，恰逢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1972年9月，田中角荣率团抵达北京，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的重要人物。外国宾客参观台湾厅，也使这个新设厅室受到更多关注。 此后，涉及台湾的接待、会见和相关活动，常在这里举行。周恩来也曾在台湾厅接待台湾同胞。厅内布置并非一成不变，海外同胞和台湾人士提出的意见，也会被整理后提交参考。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晚年仍然关注台湾厅的细节。1974年，他因病住院，工作量已受到身体状况影响，但人民大会堂管理部门送来修改布置的方案时，他仍抱病审阅。那不是普通的装修改动，而是他对台湾问题长期思考的一处具体落点。 1975年12月下旬，周恩来病情恶化，已经无法下床。此时，他仍要求见对台工作负责人罗青长。罗青长抵达病房后，周恩来谈到对台工作，也特别嘱咐不要忘记那些曾经帮助过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老朋友。 这次谈话距离周恩来去世已不远。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按照邓颖超的安排，其骨灰曾在人民大会堂有关场所停放，随后举行追悼活动。关于骨灰在台湾厅停放一夜的细节，主要见于有关回忆材料，正因如此，更显得这座厅室与周恩来晚年对台工作的特殊联系。 特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