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识”提出者乔舒亚·库珀·雷默接受访谈认为：“现在是重构中美关系最佳时机”

参考消息网11月5日报道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1月2日报道，乔舒亚·库珀·雷默是美国基辛格咨询公司前联合首席执行官。他在2004年提出“北京共识”这一概念，将西方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对比。记者史江涛对他进行了采访。 中美被锁定“共同演进” 记者问：您曾是美国《时代》杂志最年轻的高级编辑和外事版主编之一，21世纪初在北京生活，后来又在基辛格咨询公司从事高级战略咨询工作。回顾过去，是什么促成了这种转变？在当今这个全球事务日益被各种相互矛盾的叙事所定义的时代，这段经历如何塑造了您对“看清”的理解？ 雷默答：中国文化教会我从不同角度看问题。中国人民根深蒂固的敬业精神令人惊叹，创新能力和发展速度也是。和朋友们一起近距离感受这些，是一种很好的教育。 我在中国待了几年之后，亨利·基辛格聘请我负责他的对华业务。然后，亨利邀请我担任他整个公司的副董事长兼联合首席执行官，我当然接受了。 我和亨利共事的近20年也加深了我的责任感。美国和中国势必要成为敌人吗？亨利在他《论中国》一书的后记中说，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应是“共同演进”。我的新书《达尔文之锁》把这个“共同演进”的理念拿出来详加阐述。 问：2004年，您创造了“北京共识”的说法，作为“华盛顿共识”的替代选择。在您的新书《达尔文之锁》中，您认为美国和中国被锁定在一种“共同演进”的关系中。在过去20年里，您的思想是如何演进的？为什么您认为共同演进，而不是竞争或脱钩，是理解中美关系未来的最有用框架？ 答：我2004年撰写《北京共识》一文时，那还是个非常反主流的观点。当时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发展经济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当然，我所受的教育深受对“华盛顿共识”的坚定信念的影响。但我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让我对这种笃定态度产生了怀疑。从我在北京走下飞机的那一刻起，我就能真实感受到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分量。 中国拥有数千年的政治理论与历史积淀，这些底蕴绝非外来新思想所能轻易抹去。生活既建立在规则之上，也建立在关系之上。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联与西方完全不同。所以，我开始产生疑问，是否存在通往不同形式现代化的不同路径。 许多人喜欢把全球事务看作各条战线上的“你死我活”的较量。但科学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人类的许多进步来自互利合作。这就是城市运转或国家繁荣的原因。问题是，我们如何让美国和中国实现这一点？ 问：根据您的经验，西方对中国崛起的理解和报道中最大的盲点是什么？记者、政策制定者和商界领袖如何才能更准确、更多维地讲述关于中国发展轨迹的故事？ 答：西方人需要真正努力看清中国的真实面貌，不带任何偏见，这需要努力和谦虚。基辛格说过：“如果你看待某种事物的心智模式是错误的，那你做出的所有决定就都是错误的。”说得很有道理。西方人的一个大问题是根本无法接受亚洲的真实面貌：有才智、有抱负、有干劲的人比比皆是，他们有丰富的文化、科学和精神传统，与西方并无优劣之分，只是不同而已。这是正确的框架。 你必须亲身感受中国。你不可能只通过书本了解它。我担心太多初衷良好的中国问题“专家”并不总有这种亲身感受。 中美可进行“合作竞争” 问：华盛顿有许多人现在把与中国的相互依存视为战略弱点，而不是稳定之源。原先支持接触政策的理由站不住脚了吗？当两国越来越多地从安全、技术对抗和战略竞争的角度来定义双边关系时，政策制定者为什么要接受共同演进的框架？良性的相互依存是从哪里变成了危险的依赖？ 答：如今，美国和中国形成了生物学家所谓的“专性互利共生”，双方都高度依赖对方。 40年全球化的结果是，美国和中国各自拥有彼此无法在短期内复制的独特技能。相互依存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一种稳定力量，还在于它意味着双方都在为解决威胁两国的全球稳定问题拿出最好的理念和技能。 问：如果华盛顿和北京注定要竞争，您认为在哪些方面还存在有意义的合作空间？有没有哪个领域的合作不仅是可取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答：我觉得你得重构这个问题。把竞争和合作当作二元选择是不对的。我们的世界到处都是两者同时发生的例子。这种“合作竞争”最常见于硅谷。在那里，企业非常乐于同时竞争和合作。这里真正发生的是信息交换：大家明白，懂得更多并做得更多能让每家企业更好地适应未来。美国和中国也是如此。 很显然，美国和中国在限制核扩散、阻止危险武器扩散、全球金融稳定和环境保护以及一长串类似议题上有共同利益。但关键是改变我们对这些领域工作的看法。如果我们认为整体关系是零和的，那么任何合作都不可能。正确选择是接受美国和中国休戚与共，然后利用这种融合的“合作竞争”来制定一种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危险和机遇的方法。 问：展望2030年，请给我们描绘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一种是共同演进发挥作用，另一种是共同演进宣告失败。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关键转折点是什么？ 答：想象一下，在2030年的世界里，美国和中国同意共同解决我们这个世界的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