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越来越多的女性负债开始集体暴雷了！

我叫林娜，今年三十二岁，在杭州一家广告公司做客户执行。写下这些的时候是十一月，窗外下了三天雨，我刚挂掉一个电话，是银行的分期协商专员打来的，语气客气，说我的方案批了，分六十期。我“嗯”了一声，把手机扣在桌上，手心全是汗。这是我人生里第一次因为钱，被人称作“林女士”。 我手机里有六个还款APP，一个备忘录。备忘录里记着每张卡的账单日、还款日、最低还款额。这个习惯我保持了两年多，不是为了省钱，是因为算不清楚，第二天就可能逾期。逾期这两个字，我以前觉得离自己很远。 2019年我进这家公司，月薪一万二，在杭州不算高，但我一个人过，够用。第一次办信用卡是银行到公司来摆摊，送一个拉杆箱。我填了表，拿到一张两万额度的卡，当天就在商场刷了个三千多的包。 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包是奶白色的，售货员说这个颜色最后一支了。我心跳得很快，像做了件坏事，又像终于被允许做一件好事。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开始。 公司楼下有家咖啡店，一杯三十八。同事中午都去，我也去。不去的话，一个人坐在工位上吃便当，会显得很奇怪。我那时候特别怕显得奇怪。 再后来是医美。第一次是陪同事去的，她说打个水光针，我坐在旁边看，医生说我的皮肤屏障有点问题，建议做个套餐。套餐一万八，分十二期，一个月一千五。我说好。 现在我算得清这笔账：一个月一千五，一年一万八，如果我不做那个套餐，那些钱够我交三个月房租。可当时我算不清，当时我脑子里只有一句话——反正可以分期。 2021年我认识了张薇。她是我前同事，比我大三岁，辞职去做直播带货。她朋友圈每天都是新到的货、机场、酒店、后台数据。她请我吃过一次饭，点菜不看价格，最后刷卡的时候眼睛都不眨。 我问她怎么赚的，她笑，说你要不要试试，先垫货，卖出去就是你的。我没做，但我开始羡慕。羡慕这种东西很要命，它不会让你立刻变坏，只会让你觉得，现在这样过是委屈了自己。 我开始买更贵的东西，开始用花呗还信用卡，用信用卡还花呗。那时候我还觉得这叫“资金周转”。 真正让我慌的是2023年，银行开始降额。我那张某银行五万额度的卡，突然变成一万二，短信发过来的时候我正在开会，看了一眼，手抖得连笔都握不住。降额的意思是，你欠的钱一分不少，但你能用的额度没了。 从那天起，我只能借网贷。网贷的广告特别懂人，它不跟你说利息，它说“日息低至万三”，说“最高可借二十万”，说“三分钟到账”。你点进去，填身份证，人脸识别，钱就到账了。那种感觉像变魔术，也像有人在悬崖边递给你一根绳子，你以为它在救你。 那根绳子，后来是拴在我脖子上的。 我合租的室友叫王倩，二十八岁，在一家口腔诊所做前台。她是那种特别爱笑的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的，房间里有二十多个毛绒玩具。去年冬天她跟我借过钱，五千，说下个月发工资就还。我给了她。过了半个月她又借，这次是八千。 我问她怎么了，她坐在客厅地板上，抱着一个兔子玩偶，说她做了牙齿矫正，四万八，分期；还做了双眼皮，一万二；还给家里寄了钱，她弟弟在读大学。她说，娜姐，我每个月工资七千，还款要还一万一。 我那天没说话。因为我一算，我自己每个月要还一万六。我们俩就这样，坐在一个四十几平的出租屋里，谁都没哭，只是把电视打开，放了一整晚的综艺。 今年三月，王倩开始被催收。电话打到诊所，打到她妈妈那里，打到我们小区物业。有天晚上十一点，有人敲门，敲得特别重，我们俩都不敢出声，坐在沙发上关了灯，像两个贼。 后来她搬走了，回了老家。走之前把钥匙给我，说娜姐，那个兔子你帮我留着，我以后再来拿。那个兔子现在还在我阳台上，落了灰。 张薇的事是今年五月。她突然给我发消息，说能不能借她两万，三天就还。我说我没有。她说那你信用卡能不能帮我套一下。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说张薇，你是不是出事了。 她过了两个小时才回，说她把货压在仓库里，卖了半年没卖完，直播间流量掉了，她借了三十多万网贷，利息滚得比她赚钱快。她说她一天要接十几个催收电话，她把她妈拉黑了，因为催收会打给她妈。 我问她要不要跟家里说。她说，说了我就完了。 六月，她失联了。朋友圈最后一条是转发的带货链接，配了三个字：再信我。再后来我听别的同事说，她回江西了，在一家超市做收银。 我表妹小雅今年二十四，六月刚毕业，在杭州找了份工作，做新媒体运营，试用期五千五。她在我这儿睡了两个月沙发。上个月她跟我说，姐，我想报个班，学剪辑，一万九千八，包就业。 我说你别报，那是培训贷，你会被套住。她把手机递给我看，页面做得特别漂亮，“零首付”“先学后付”“学完月薪过万”。她眼睛亮亮的，跟我说，姐，我同学都报了。 我那天跟她讲了两个小时，讲复利，讲逾期，讲催收，讲我这几年怎么过来的。讲到最后我自己先哭了。她愣在那儿，说，姐，你欠了多少。 我说，三十二万。那是我第一次跟家里以外的人说这个数字。说出来的时候，我感觉胸口那块压了三年的石头，裂了一道缝。 我欠三十二万，信用卡